1.永乐大典的重聚经历

2.请问四库全书是什么?详细一点.谢谢~~

3.《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哪个规模更大?

4.请大家介绍一下清代和民国都有哪些著名书局?

永乐大典的重聚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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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祖望和李绂都是清代的大学者。雍正年间开三礼馆,全、李二人供职翰林院,得以接触《永乐大典》。他们在《永乐大典》中看到许多世上未见之书,惊呼为“宇宙之鸿宝”。两人一商量,觉得应该先把想见而不可得的书籍辑录出来。全祖望写了《抄永乐大典记》,认为最需要辑录的有五类书,就是经、史、志乘、氏族、艺文。从此,两人每天看20卷,把想辑录的书名签出,再由另外四人抄写。就这样每天爬梳,整理出王安石《周官新义》、高氏《春秋义宗》等十多种书籍。可是卷帙浩繁的《永乐大典》两个人怎么能看过一遍呢?长期的辑佚工作让两人感到身心疲惫。第二年全祖望罢官回乡,辑佚工作只好作罢。但全、李二人的辑佚成果却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为以后《四库全书》馆臣系统辑佚《永乐大典》奠定了基础。

清代乾隆皇帝很想比肩中原皇帝,想做一番大事。康熙、雍正朝曾纂修过一部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皇帝对这种类书的体例很不以为然,他说,类书虽然能够兼收并录,极方策大观,但“因类取裁”的方法使得人们无法看到书籍的全貌,溯其源流,征其来处。他要做前人未做之事,修纂一部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以补类书的缺失。还把藏《四库全书》的阁名用渊、源、津、溯来命名,凸显他的这部书才真正能够“溯其源流”。这时,安徽学政朱筠和四库总裁于敏中都建议乾隆皇帝辑佚《永乐大典》中的大量散佚古籍,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视。在开四库全书馆之初,他连颁两道圣旨,下令辑佚、汇订《永乐大典》中的古书善本。

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参加辑佚的有当时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共39人。其中,周永年在宋、元人诗文集上用力最勤。邵晋涵辑《旧五代史》、《九国志》,戴震辑《算经》,也各有所成。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辑出经、史、子、集四部书共385种、4946卷。著名的有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史的《旧五代史》、记载南宋初年史实的重要著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查考唐人世系的《元和姓纂》、目录学名著《直斋书录解题》和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等。至于宋元人的诗文集更达到了175种,许多失传的重要典籍都通过这次辑佚恢复了原貌。

但乾隆皇帝与永乐皇帝不同,没有兼收并蓄的胸怀,加之满清定鼎中原刚刚百年,对宋、明人指斥谩骂北方少数民族的言辞十分忌讳。所以在辑佚中坚持儒家正统观念,认为“菁华已尽,糟粕可弃”,凡佛道、戏曲、等概不辑录,对于牵涉违碍的言辞也毫不留情面,一概删去。有些科技方面的著作,如邓御夫的《农历》200卷详细程度超过《齐民要术》,还有些军事方面的发明为怕洋人学去,也都丢掉,不加录。甚至已经辑佚出的散片如《兼金合璧》、《晋史挥尘》等,或签出的典籍《元一统志》等重要的方志类书籍,都弃置不顾,所以,这次系统辑佚古书工作留下了永远不可弥补的遗憾。

据文津阁藏本,所谓的《四库全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但是,凡是被满清统治者认为不符合他们观点的著作,均不能抄入《四库全书》,均被删减掉了,可惜,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因此常常被人诟病为明为修书实为毁书,为了控制民间反对异族统治的言论,而实行毁书达到以愚黔首的目的。

四库馆对《永乐大典》进行系统辑佚后,嘉庆间纂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都曾用过《大典》中的史料。不过贡献最大的是徐松的辑佚工作,他辑佚的《宋会要》500卷、《宋中兴礼书》、《续中兴礼书》、《元河南志》等都是超过100卷的大书。以后文廷式辑录过《元高丽记事》、《宋状元及第图》等,缪荃孙辑录过《明泸州志》、《明永乐顺天府志》,董康辑录过《宪台通记》,不过规模都要小多了。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是清学部所辖京师图书馆,民国间改称国立北平图书馆,1949年后称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诞生之初就担负起国家图书馆职责,保存并收集《永乐大典》等珍贵文献。经过90年的努力集、国家调拨和各界捐赠,收藏的《永乐大典》原本达到221册,现存《大典》的胶卷也基本收集齐全。国内的《大典》除上海图书馆和四川大学图书馆各有一册外,其他都集中存放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书库中。

京师图书馆筹建之初,经学部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永乐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1912年,民国成立,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院,将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残本64册送归教育部,其中60册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后,对《永乐大典》的收集更是不遗余力。副馆长袁同礼和考订组组长赵万里等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到1934年,馆藏《大典》已达93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当时与中国友好的苏联把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收藏的11册《大典》赠还中国。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并和北图联合举办了一次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向国家捐献了自己收藏的《永乐大典》。

1951年8月20日,著名藏书家周叔弢率先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北图:“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随后赵元方也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捐赠出来。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张元济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永乐大典》赠送北图。此后,北京大学、广东文管会,以及张季芗、金梁、徐伯郊、陈李蔼如等纷纷捐献了自己收藏的共11册《永乐大典》。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总理对文物收藏极为关注,特批专款从香港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一批珍贵古籍,其中就有4册《永乐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初就和当时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交涉归还《永乐大典》的事宜,得到了苏联的支援。1951年,苏联把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收藏的11册《大典》赠还中国。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因为这些《永乐大典》过去是被当作战利品从大连的满铁图书馆运到苏联去的。如今苏联无偿归还这些珍贵文物,对百年来饱受外国侵略和战争蹂躏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非常振奋的事,也为国家间的平等交往树立了典范。中国和苏联的各大报纸对此事进行了大量报道。

继这次赠还《永乐大典》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藏书机构也纷纷赠还藏书;此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赠还3册,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52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移赠1册。这样67册远离故国的《永乐大典》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 《永乐大典》在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色彩的故事。1983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在偶然看一幅挂历上印的珍贵古籍时,发现过去自己家中有一册与《永乐大典》很相似的书,因为不知道是书名,家中就用它来夹鞋样和剪纸,而且剪掉了书中天头地脚没有字的部分。由于有从祖上因袭的敬惜字纸的传统,有字的地方都保存下来了。孙洪林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掖县文化馆,并要求北京图书馆派人来鉴定。经过专家鉴定,这册书无疑就是《永乐大典》的“门”字韵。孙家将这部的《永乐大典》捐赠给国家。北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

请问四库全书是什么?详细一点.谢谢~~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

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经、史、子集书籍3450 种,79072 卷、36000 余册)

"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

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

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如何评价《四库全书》?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哪个规模更大?

《四库全书》的规模最大。

《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永乐大典》:编撰于大明永乐年间,内阁首辅解缙总编的一部中国古典集大成的旷世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是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全书22,937卷(目录占60卷),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显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光辉成就,但《永乐大典》除了正本尚未确定是否存在永陵外,永乐副本却惨遭浩劫,大多亡于战火,今存不到800卷。《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中国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请大家介绍一下清代和民国都有哪些著名书局?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

商务印书馆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18年在上海创办,创办人为夏瑞芳、鲍咸恩、鲍成昌、高凤池等。初为合伙经营的小型印刷工场。1901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五万元,张元济入股,并主持编译工作。1903年建立印刷所、编译所和发行所,改为中日合办,资本各十万元,引进日本先进印刷技术。翌年编印《最新国文教科书》,数月间风行全国。此后,陆续编印修身、算术、史地、英语等教科书,兴办师范讲习班、附属小学、养正幼稚园及函授学校,还出版各种中外文工具书、刊物和学术著作。1907年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建成印刷总厂和编译所新址。1909年将编译所收藏古籍善本和参考书籍的图书馆定名为涵芬楼,后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1914年初清退日股,资本增至一百五十万元,职工达七百五十人,成为国内最大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1932年“一、”淞沪抗战中,总务处、编译所、印刷总厂和东方图书馆等被日军焚毁。随后,企业得到部分恢复。抗日战争前夕,在长沙建设印刷厂,往香港和西南地区疏散存书和机器。抗战爆发后,总管理处迁到长沙,后移至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五十三年间,除了以编印教科书为主要业务外,还陆续出版了《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东方杂志》、《月报》等重要刊物,整理影印了《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古籍,还出版了严复、林纾等人翻译的著名外国和学术著作。全盛时期在北京、香港设有印刷分厂,先后在全国各地和新加坡、吉隆坡等八十三个地方设立分馆,在国内外颇负盛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迁址北京。1958年以后,根据国家出版方针的规定调整了出版范围。现主要编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编纂出版中外语文工具书以及研究著作、教材、普及读物等,出版《中国语文》、《方言》、《英语世界》等期刊,在读者中有良好影响和声誉。一个世纪以来,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己任,竭力继承中华文化,积极传播海外新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是“全国优秀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设有25个部门,控股一个合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在职员工260人。

商务印书馆年均出版图书、音像制品等700余种。100多年来,共出版各类书刊4万余种。代表性出版物有《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新时代汉英大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故训汇纂》、《四库全书》(影印文津阁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400种)“世界名人传记”(40种)“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100种)“商务印书馆文库”(50种)及《英语世界》、《中国学术》杂志等。有不少品牌书刊相继荣获国家图书奖、国家辞书奖和国家期刊奖。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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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于18年2月11日创立于上海,至今已走过了近110年的历程。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一百多年来,商务印书馆从最初一个小小的印刷作坊,逐步发展成为现当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和文化机构,历经沧桑、默默耕耘,人才荟萃、名家辈出,至今出版各类书刊近5万种,为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扶助学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得到几代国家***的重视,正如陈云同志所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

以张元济、夏瑞芳为首的老一辈出版家,平地为山、艰苦创业,为商务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早在商务创立不久就成立股份公司,并从此先后延请高梦旦、王云五等一大批杰出人才,开展以出版为中心的多种经营,实力迅速壮大,编写大、中、小学等各类学校教科书,编纂《辞源》等大型工具书,译介《天演论》《国富论》等西方学术名著,出版鲁迅、巴金、冰心、老舍等现当代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整理《四部丛刊》等重要古籍,编辑“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大型系列图书,出版《东方杂志》《月报》《自然界》等各科杂志十数种,创办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校,制造教育器械,甚至拍摄**等。极盛时期,商务有员工5000多人,在海内外设有分馆36个,各类办事机构1000多个,所出书刊占全国60%以上,创造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诸多第一,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在海内外铸造了商务印书馆的这个民族出版业最著名的品牌,成为堪与北大媲美的文化重镇。从这座文化重镇里,走出了一大批杰出人物,陈云、张元济、茅盾、陈叔通、周建人、胡愈之、王云五、郑振铎、叶圣陶、蒋梦麟、竺可祯、黄宾虹、袁翰青、陈翰伯、陈原……这些光辉的名字都写在了商务的史册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寇侵华,国难不息,商务也饱受兵燹,两度惨遭破坏,艰于维持。但是,在百般艰苦的环境下,商务坚持“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之精神,依然举起文化抗战和国家复兴之大旗,与各界人士共同努力,出书不辍,奋斗不歇。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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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商务积极完成公私合营改造,并1954年迁至北京,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开始了新的奋斗历程。1958年,全国出版社业务分工,商务承担了翻译出版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和编纂出版中外语文辞书等出版任务,逐渐形成了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世界名人传记”为代表的翻译作品,和《辞源》《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英华大词典》等为代表的中外文语文辞书为主要支柱的出版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和辞书两大支柱之外,商务人锐意进取,积极、稳妥地开拓新的出版领域,比如大力扶持出版国内学者的原创性学术研究,出版传播国内学者的一流研究成果;针对青少年和大众读者,开发素质教育读物和文化普及读物;与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合作,翻译出版哈佛商学院的畅销经管图书;成立商务印书馆世界汉语教学研究中心,旨在以学术研究带动对外汉语教材研发,把中心建成世界汉语教学精品图书的研发基地和出版基地。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宗旨,秉承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扶助学术的出版理念,商务不追风,不逐利,踏踏实实为海内外读者服务、为广大学人服务,出版规模不断扩大。近些年陆续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故训汇纂》及“新华”系列汉语辞书,“新时代”“精选”“牛津”“朗文”等几大系列外语辞书,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文库50种等大型原创学术著作,以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10辑400种、《蓝海战略》等哈佛经管图书150种,等等,都深受海内外亿万读者的欢迎,成为图书市场上商务代表性品牌。有100多种精品书刊相继荣获国家图书奖、国家期刊奖等省部级以上重要奖项。一直以来,商务在出版行业处于领军地位,始终有较大的影响力,目前是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辞书学会、中国版权保护协会等行业团体的副会长单位。

为了长远发展,商务在人才队伍建设、信息化建设、开拓经营领域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都下了很大力气,已经形成业内较强的竞争力,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现有正式员工275人,其中,90人拥有硕士、博士学位,人拥有副编审以上高级职称,学术水平和专业素养较高。一批年轻人走上管理岗位,成为业务骨干,促进了管理队伍和技术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商务在出版行业内较早利用新兴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实施全面、系统的信息化建设,开发了在国内出版界领先的辞书语料库及编纂系统、门户网站、管理信息系统,正一步步实现生产、管理、销售的自动化、网络化。此外还积极开拓与出版业务相关的经营领域,目前成立并控股北京群益物业公司、北京商易华信息技术公司、北京涵芬楼书店有限公司等经营性机构,在上海、太原、长春、武汉、南京等地开设专卖店等,在多种经营上迈开了坚实的步伐。商务有着良好的国际合作关系,不仅与香港、台北、新加坡、吉隆坡等地的海外4家商务印书馆进行经常性的业务交流,而且还合资成立并控股了一家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此外,商务还与牛津大学出版社、朗文出版公司、拉鲁斯出版公司、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以及小学馆、斗山东亚出版公司等世界著名出版机构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版权贸易活跃,每年引进和输出图书200多种。

现在,商务年出图书800种左右,其中新书350种左右,重印书450种左右;此外还出版《英语世界》《汉语世界》杂志及《中国语文》《方言》等重要学术期刊20种,以及部分音像制品。据近几年开卷图书市场调查报告显示,在全国图书零售市场上,商务出版的中外语文辞书处于绝对领先地位。2005年全年出版码洋5.4亿元,利润超过5000万元。各项指标在全国综合性出版社中均位居前列。

可以说,经过改革开发20多年来的努力,商务印书馆现在已经成为风格比较突出、特色比较明显、文化底蕴比较深厚、发展势头比较稳健、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拥有独特地位、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一家著名出版单位。

商务印书馆现隶属于新组建的中国出版集团,正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和出版体制创新的机遇和挑战。

商务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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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在中国出版史乃至文化史上创造了诸多第一,择要列之如下:

* 出版第一部语法学学术专著——《马氏文通》(1898);

* 出版第一部中英文对照排版印刷的英语教科书——《华英初阶》(1898);

* 出版大陆第一部英汉字典——《商务书馆华英字典》(1899);

* 第一个使用纸型印书(1900);

* 第一个系统地介绍西方学术论著(1902);

* 第一个使用著作权印花(1903);

* 第一个作为文化企业引进外资(1903);

* 第一个作为民间企业聘请外国专家和技师(1903);

* 第一个系统地编印出版《最新教科书》等近现代中小学教科书(1904);

* 第一个创办《东方杂志》等一系列现代意义的杂志(1904);

* 第一个用珂罗版印刷(1907);

* 出版第一部由中国学者自己编纂的双语辞典《英华大辞典》(1908);

* 第一个用电镀铜版印刷(1912);

* 第一个使用自动铸字机(1913);

* 第一个用胶版彩色印刷(1915);

* 出版我国第一部以语词为主、兼及百科的大型现代语文辞书《辞源》(1915);

* 出版我国第一部专科辞典《植物学大辞典》(1917);

* 成立我国第一个中资**机构——活动影戏部(1918);

* 生产制造我国第一部汉字打字机(1919);

* 制作我国第一部动画广告片《舒震东华文打字机》(1919)。

商务印书馆对文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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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是我国现在所有出版社中资格最老的出版社。它不是我国最早的出版社,在它之前还有很多,竞争中都被淘汰了。开始时它是个小印刷厂。当时正值甲午战败之后,人心思变,出版事业发展。同时代人杜亚泉说,当时“维新同志,皆以编译书报为开发中国急务,而海上各印刷业皆滥恶相沿,无可与谋者,于是咸踵于商务印书馆”。指出了商务成功的关键是讲究质量,因为办事认真,讲信用、保质量,所以南洋公学代校长兼译书院长张元济辞掉公职到这个小印刷厂主持编译工作,从此商务兼营出版。张元济进商务后,陆续进用高梦旦、杜亚泉、蒋维乔、庄俞等一批反对科举有志于维新的年轻人。他们都将富国强兵、复兴中华的希望寄托在未来一代,他们兢兢于小学、中学课本以及词书等学习用书的编写。他们的认真,使出版物获得成功,又注意经营管理,企业就站住脚并得到发展。敬业乐事的精神和注意经营管理代代相传,成为传统。它几十年服务于人民的文化需要,几十年服务于积累文化,对社会有一定贡献,所以建国后,中央人民出版总署在1952年6月指定商务印书馆为中央一级出版机构,这在私营出版业中是仅见的。公私合营后它在党和直接领导下,更加兢兢业业,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努力工作。在近现代出版史上它努力为人先,开创性活动极多,影响深远。这儿罗列其什一,以见其贡献。

出版社第一个建立编辑部的是商务印书馆。中国出版事业虽然源远流长,但其文字工作都是一个人说了算,没有编辑部一说。商务印书馆初创时是印刷厂,兼出一些书,也同样没有编辑部,由创业人之一鲍咸恩先生兼做文字工作。经理夏瑞芳经常向人请教,怎样使出版业务发展,知道要有一批学者。当时与商务印书馆有业务往来的南洋公学译书院,其院长兼代校长、维新人士张元济苦于公学学监、美国人福开森事事牵肘使得无法办事。夏瑞芳与张元济在两年多的业务交往中建立了个人感情,1900年夏先资助张办《外交报》,次年夏建议张对商务投资,进而顺理成章地1902年张辞南洋公学职进商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张元济通过朋友蔡元培等聘请了一批各有专长的新派人士进商务,成立编译所。编译所的成立使商务在同业中占有绝大优势。又有高梦旦从事协调,破除文人相轻的陋习,各人发扬专长,又互相切磋,书稿质量自高于同业。商务自此继印刷后在出版上也站住了脚;同业也纷纷仿效,推动了出版业的进步。

近代小学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最早推出的。我国社会的近代形态,基础教育兴起很晚。戊戌时仅康有为《幼学通议》中提到,他是依据《礼记?学记》原则,谈不上近代教育。辛丑“新政”,清廷“令多设蒙养学堂”,同时规定“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教育目的仍是和科举衔接。有志之士进行了改变教育目的的活动,商务印书馆是重要的一环:它提供了近代基础教育第一批课本。最早是1902年6月由杜亚泉编写的《文学初阶》,共6册供3年用。它全部用儿童身边常见的浅近事物做认字课文和内容。如第一课,生字为“大小牛羊”4字,再组成:“大牛、小羊、大小、牛羊”4词作课文。八十课后出现简单句,如“牛负车、牛耕田、桃开花、竹生笋”。第三册开始穿插各科浅近知识,修身,激励发愤读书学艺以振兴中国。后续各册有声光化学,中外史地人物。对道光以还割地“赔款”多有议论。这是第一本同科举教育割断而讲究国民素质教育的课本。1904年2月商务印书馆又推出小学《最新国文教科书》。这套课本由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共同编写,一反历来启蒙读本由一人写的作法。很多关于它编写认真的佳话至今流传。这本书编写认真,影响十分深远:蔡元培当时是旁观者,他叹为观止,说这本书的认真,改变了整个出版业编书草率的风气。这套课本开创了沿用至今的用楷体字排课文和每课都在一个展开面上,并附丰富的插图的作法。这套课本出版后,一直受到学生和家长、老师的欢迎。

我国第一部近代词书——《辞源》。我国的词书起源很早,但千余年来一直分为3个互不照应的体系:《尔雅》、《说文》和韵书——名物、文字和语音。而且主要环绕四书五经,脱离人们生活。《康熙字典》虽在-一定程度上将字的音、形、义结合解释,但它仅顾及字而还不懂复音词,只收列极少一部分复音词作为字(单音词)的义项无规律地安排在某个单字下;而且主要是专有名词。如“仓山”在“仓”字下:“河津”(龙门)在“津”字下,“天一星”在“一”字下。晚清复音词随着西学进入大量产生,没有一本词书搜集、解释,阅读书报常生误会。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高梦旦、陆尔奎有鉴于此,发愤编纂一部集词汇、单字、语音、释义于一书,熔旧学新知于一炉而检索方便的词书。陆、高二位于1908年开始与20多位编辑编写4年后完稿,发现词书释义中引文有因循类书而脱漏、多字——自古词书引文衍夺是常事,《康熙字典》这类问题仅影响字义的就有2600多条。他们硬是再添人全部重查原书,又花了3年时间才发排,于1915年出版。正是由于认真,后来中华书局《辞海》出版,虽后来居上,并不能压倒它,80多年经过修订,现在还在发行。

《辞源》在词书编纂上至少在3个方面具有开创性。首先收录了大量近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词汇。其次规定了这些复音词以第一字列于该单字后,便于检索。第三,单字义项严格以单音词所含意义为限,即严格以词为单位释义。第二、三两个原则至今为所有汉语和汉外词典所遵循。

世界词书销售量之最。《吉尼斯世界记录》在1980年版中说,它的这本书各种文本各年累计发行量已达到3200余万册,是世界书籍发行量之最。这个版本传到我国后就有人撰文指出它是夜郎,它的发行量远远落后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当时《新华字典》销售量已达8000万册。《新华字典》是魏建功等5位语言学家商定体例编法,由魏建功率领一批词书工作者精心编成,是以质量上乘。10年总理又指示由北京大学文科各系、中国科科学院、商务印书馆、北京市教育系统抽调人员讲行修订,总理不仅多次具体指示,克服修订工作人员中普遍存在的怕被人说右的顾虑,还在百忙中亲自审读修改稿并作改动。当年,《新华字典》修订本全国各省市造货4000万册;以后每年分区造货量在1000一1500万册左右;至今累计发行量已在2.5亿册左右。这个数量在古今中外无数词书中是绝无仅有的;即使以人均占有量,世界上也没有第二本词典可望其项背。

中国第一部规范词书——《现代汉语词典》。汉语是我国的主要语言,它有许多差异严重的方言,妨碍不同地区人们的交往。历代除了秦始皇“书同文”统一了字的写法,读音和词义始终没有统一。新中国建立后,有了规范语言文字的条件,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也提出了这个要求。这就有了《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必须推广普通话。总理指出:“学习普通话光靠耳朵和嘴巴是不够的,学了容易忘记,必须有一套标音符号,用来编印拼音的读物和注音的字典,供学的人随时查考。”1956年2月6日签署总理命令:“为了帮助普通话的教学,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在1956年编好以确定语音规范化为目的的普通话正音字典;在1958年编好以确定词汇为规范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中央宣传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确定由编辑、排校、出版词书经验最丰富的商务印书馆担任该词典的出版任务。并决定正音字典与词典合在一起。1959年初稿完成,商务印书馆从审稿角度提出意见修改后在1960年出版“试印本”向专家征求意见。各地专家意见汇总后经过修改1965年印出“试用本”送审稿。13年开始对“试用本”进行修订。由于“四人帮”干扰,18年才正式出版。至此,我们国家才有了第一部规范词书。这部词典由吕叔湘、叶圣陶、丁声树、李荣等专家审读,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它的科学性无愧于促进汉语规范化的任务,出版后享有极高声誉,去年又出版了修订本;前后10多年总共出版3000万部,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选题民主之最。商务印书馆出好书,它的功夫从选题开始。1903年10月它就开始实行“编译所会议”制度,从根本上保障了出好书。一百年中,选题民主程度必有不同,但做好做差在出书上大体都获得反映。做得最好,当推1958年独立建制后和19年重又独立建制后。当时前后两位总编辑都享有国际声誉,他们都极尊重他人,发扬学术民主。1958年独立建制时,4年前三联书店牵头已制订了一个翻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长远规划,商务接手后,总编辑仍然亲自出马,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学术界广泛征求意见,再制订出短期规划和长期规划。“”结束后继续这一做法,而且学科范围扩大至全部选题内容,包括中外语文和词书。不仅范围扩大,也更加细致,多一个来回:先登门征求专家意见,汇总后再请专家会议确定,称“规划会”。已进行过4次。名著都是有定评的,还有什么意见可征求?不一定!哪些应先出,哪些可晚些;哪本书请谁译最合适;用哪个版本最好;国际上有些什么动态,这些听听专家们意见不是更好吗?在这样的规划基础上确定的选题,绝无商业味,自然经得起检验,符合读者的需求,前几年社科书订数普遍滑坡时,商务版的名著受影响比较小,年年有1/3重印。像这样的选题民主是仅见的。

(原载《中华读书报》19年5月7 )

香港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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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914年,一直致力推动中国文化和教育,主要出版历史文化画册、经典著作、语言学习及语文工具书和教科书等。2007年10月22日,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举行110周年馆庆酒会。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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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是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新加坡分馆、商务印书馆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于1993年共同投资的国内首家综合性合资出版机构。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致力于促进和加强中外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出版面向海内外的语言工具书,知识性丛书、华人学校教科书以及弘扬中华文化的书籍;经营中外文学书刊和与文教有关的声像制品(包括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印刷和销售。近年来,公司先后出版了《最新高级英汉词典》、《新编汉语教程》等精品图书和“中华文明系列”光盘以及《〈英语世界〉100期精华》、《全唐诗》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光盘等电子出版物,深受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读者的欢迎。

商务馆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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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丈之松

陈原集张元济、茅盾、叶圣陶句成歌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

世事白云苍狗,风涛荡激,

顺潮流左右应付,稳度过滩险浪急。

论传天演,木铎启路。

日新无已,望如朝曙。

敢云有志竟成,总算楼台平地。

从今以后更艰难,努力还需再试。

森森兮千丈之松,矫矫兮云中之龙。

言满天下兮百龄之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