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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云南玉溪最有名的人是谁

整理]对有关上海地铁的一些说法

本人就是设计地铁车站的，所以对那个有关上海地铁的帖子非常关注，看来大家都对上海地铁很关心，提了很多问题和建议，我想这对于我们

提高设计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在此先谢谢各位了！在这里先要解释一些问题： 1。地铁一号线不是德国人设计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设计的，但是是在香港地铁公司的协助下搞得，当时来了不少英国人，不过只待了一阵子（鬼子才不会帮着你画施工图呢），当时主导的设计单位是北京城建设计院（当时全国唯一做过地铁的），参照的设计完全是香港地铁的翻版，如果有人去过香港旅游，看看最老的东椿线，是不是很像一号线阿？ 2。二号线的设计的确是个败笔，但是这个败笔和网上传的完全不是一码事，主要的问题是环控制式选择失误，造成能耗、造价过高，普通老百姓不可能感觉得到的，其余所有的标准都比一号线高很多，网上有些帖子说的瑕疵有的夸张了，有很多是施工没有到位。 3。 三号线完全受到了体制的限制，整个线路所属的土地是属于铁道部的，因此设计由铁道部的设计单位主导，整个工程在协调铁路与地方等方面的确有点问题。 4。关于人民广场，哈哈哈，我可是现在正在施工的M8线人民广场站的主设计啊，将来大家看到的可是3条线换乘的枢纽站了；现在大家矛盾集中的主要是1、2号线之间换乘不方便，问题出在短的换乘通道太窄了，瞬间客流过于集中，运营部门出于安全考虑，不可不采用所谓的顺时针换乘，那么为什么会窄呢，主要是客流预测不足（别怪我骂人---我们上海交通研究所的客流预测模型真***不知道在算些什么），我们做设计的拿着错误的资料怎么可能做出合理的方？！不过这个问题也已经已引起重视了，将来大家会从一个宽大无比的换乘大厅里走过，再也不会有什么拥挤的情形了，不过如果这块用地市政府批不下来的话。。。。。当我白说。 1、2号线的换乘我刚才解释过了，眼下都是应急的临时措施，远期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等到那个巨大无比的换乘大厅启用以后，相信没人会骂了，呵呵。 5。车辆的问题，这个问题说来话长，1、2号线用的是德国西门子的车，真贵啊！所以到现在8节编组始终也没有办法凑足，不过共和新路高架的1号线北延伸段开通后，就要上8节编组了，不然真的要挤爆头了；3号线（轻轨）新买的是法国阿尔斯通的车辆，说实话质量是比德国人差，所以老出故障（没办法，希拉克访问上海的时候定的）。车辆的问题还真不是一家人家能决定得了的，拿这次M8线的车辆来说吧，M8是杨浦的交通特大干线,我觉得那条线的特点是: 决大多数人是只上车,不下车,一直到人民广场!瞎子也知道这条线人会有多少，这么巨大的客流量竟然选用小车型（就和莘闵线的一样），看以后怎么打架吧！没办法呀，上海从法国引进了一条专门生产小车的生产线，总不能生产出来没人要把？都是领导定的！我们做设计的坚决反对，有什么用呢，所以我在这里叹叹苦经。5号线采用的是啊尔丝通的车，国内制造。5线的最大缺点在于恒温车厢，在夏天到还好，可以保持在20度，但是到了冬天，恒温20度的话，板凳是冻屁股的。去年冬天我就被整整冻了一个冬天。 另外，为节约投资，5号线采用设备基本为全国产，所以运营出现的问题也比较多（做运维的人是最了解这个情况）。这里我并非鼓吹“外国的月亮圆”，只是实事求是的说而已。5号线路线设计很怪，到沪闵路东川路口忽然转向西一路到闵行底的天星路（几乎是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而不直接南下到江川街道的核心繁华地区，并为今后南下延伸奉贤、金山做准备。现在5号线客流稀少，闵行江川路街道的大部分居民搭乘号线并不方便。如此脱离百姓实际需求的工程，怎会不门庭冷落导致亏损？是不是闵行开发区的企业出了部分建设资金？5号线的线路走向是由市区两级规划部门和建委决定的，他们的理由是考虑远期发展闵行区的中心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至于是不是有其他内幕，我没有能力回答。 6。自杀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刚刚冒出来，以前还真没想到过，不过这里要告诉大家，1号线本来就设计有屏蔽门的（主要是考虑节约空调，也起到安全作用），不知什么缘故就是不安装，说是太贵（妈的装修倒搞得那么豪华，装这点门居然没钱），人家广州深圳都装了，真丢人，呼吁一下，你们都去造造舆论，强烈要求安装。 7。说个变态的，4号线（明珠二期）上体场车站原来设计和1号线上体馆站有个非常方便的换乘楼梯，站台直接到站台，号称零换乘，当时还登过报纸，自打4号线出了事情之后，头头脑脑的都害怕了，因为这个也是施工风险比较大的，于是决定取消这个换乘楼梯了，让乘客都从站厅绕着走，我这个气啊（这个车站也是我主设计的），我还指着这个将来能得个白玉兰奖什么的呢，现在算什么？！可领导决定了我还能怎么样？！以后我是不敢和别人说那是我设计的了。4号线的事情大家都很关心，别的不好多说，只有一点请大家放心，线路肯定要修复的，不会废弃，尽管难度很大；明年六月左右4号线就要试通车了，不过暂时不经过那段地方，4号线和3号线连在一起，作“C”字型运营（原本应该是个圈的，现在就断了那一处）

共和新路北延伸今年10月通车（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远期设计和一号线不用换乘的，可以一直坐到莘庄，但是试运行的时候肯定没法这样做，具体的运营安排我也不清楚，根据我的经验，春节前肯定不适合普通乘客上下班乘坐（票价、时间都会有所控制）。首先，北延伸启用的话，整个1号线必须采用8节编组，不然肯定挤爆头，会出大乱子的，原先考虑近期6节，远期再改造，后来发现不行，所以决定一步到位。其次，3号线的车和1、2号线是通用的，如果有必要当然可以开到1、2号线上去，只不过3号线的车是专门用于室外的，保温隔热效果比较好，用到地下浪费了。3号线的站台相对比较简单，现在在某些站台装了一些遮风的包厢，我想将来候车的时间短了，可能就没有什么感觉了，毕竟地铁和公交是一样的东西，可能我说的不一定对哈。3号线在火车站的那根通道的确是失败，现在这个样子是没法改了，不过我们在协助原来的设计单位，考虑一票换乘（就是不用出站再买票进站了）。

地铁的出入口是有防洪措施的，如果您注意，可以看到出入口地下部分有一套设备写着“地铁防洪专用“，一般雨水不会淹进去的（淹进去也不怕），如果有大洪水，地铁可以抵挡1.2米高的水位（真到那时，全上海都完了）；说到地板防滑，这个事情我也很头痛，我们现在用的玻化石材料在实验数据和小样试验中都是防滑效果不错的，但是实际使用的情况却不是很理想，我们正在和冠军、诺贝尔等材料商协商开发新的品种，不过看来要满足所有要求有点难度，可能以后会侧重于防滑效果，牺牲美观性了。

动物园附近应当是2号线的西延伸线，一直要到虹桥机场的，现在已经施工的是虹桥临空园区、威宁路等，问题是碰上了宏观调控，进度都不敢加快。2号线西延伸你有的好等了，本来只到临空园区站，现在改成虹桥机场终点站，最近碰到宏观调控，最乐观的你要等到08年.

现在正在施工的有4条线： 1。4号线（明珠线二期），就是出了事情的那条，明年6月左右试通车，c字型运营，具体情况我前面说过，它是在宝山路、虹桥路两个站和明珠线一期接上的，形成一个圈。 2。6号线，在浦东，干得热火朝天呢，外高桥到三林地区，06年通车。 6号线还没有批下来，不过完成建设量已经很多了，所以大家还是比较乐观的，应该是06年。9号线应该也没有问题，只是好几个节点技术问题没有解决，地方上的变化又比较多，拖了后腿。 3。8号线（杨浦线），浦西的大部分都开工了，中原小区到浦东环球影城（世博会那里），也是06年，不过有点危险。觉得最惨的就是浦东三林的，M8本来说好去那里的，结果一个世博会，改道环球影城了，那边的要等R4、M5，不知道哪年哪月了 4。9号线（申松线），一期工程松江到宜山路，宜山路那边还没有动工，原来说06年的，进度太慢，几个节点矛盾突出，好多内情一时也说不清楚，大体是这样：这条线路由港铁建设有限公司（其实是香港地铁建设公司和本地合作的）作代理甲方，天津的铁三院作总体设计，这两家单位的工作作风都和本地不太合拍，结果工程进度非常缓慢，反复奇多，我一个兄弟就是做七宝站的，光施工图就出了7遍，那叫头大啊，现在别的没什么，宜山路站还没有动工呢，以他们的效率，我估计2年内是看不到希望了,9号线应该也没有问题，只是好几个节点技术问题没有解决，地方上的变化又比较多，拖了后腿。

----最主要的是港铁水土不服。以大陆总包、分包、厂商的实际水平，达不到精确管理的基本素质要求。就港铁设计的投标商务表格，表与表之间的关联关系就根本没几个人弄得懂。不过有关申松线的情况我前面也介绍过的，主要是由于港铁建设（建设方）、铁三院（设计总体）这两家的工作方式与本地情况不是特别适应，结果在很多环节上配合不好，进展特别慢，也不能全怪人家，本地的工作方式讲究灵活处理，绝大部分时候是不按照规则办事的，否则周期就长得令人难以置信了，但是港铁和三院都不是这样的，在很多处事的方法上有冲突 ，另外规划的摇摆不定也使整项工作难有定论，反正最近刚刚对某些重要节点做出决定，不过天晓得会不会过几个月又推翻，施工图已经不晓得出了多少遍了。港铁和三院是一定要等到政府部门有正式文件才会动手的，但没有一个人敢拍板，这事情就可能一直拖下去，我们以前常规的做法是造成既定事实，先做，做到一定程度也就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这种方法效率很高，但是容易留遗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建设速度奇快，但是遗憾颇多。 ----现在的情况是，弱电系统招标什么时候截止都不明确。市府原来引入港铁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加强上海地铁建设的竞争，而是吸引港方的投资。港方的管理水平是高，但现在的问题是建设方的管理水平远远高于总包商、系统分包商的实际水平。大陆建设商的实际管理精度跟不上港方的要求。就说港铁精心设计的那些商务表格吧，确实体现管理水平。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预测能力，根本无法填好这些表格，也会担上很高的商业风险。但这些表格间的相互关系，7家总包商中，就西门子熟悉些，阿尔卡特可能还凑合，其他几家都半懂不懂。我跟某些系统分包商解释了不下5遍，有人还是搞不清楚。天知道就这样拉上去干，还会闹出什么笑话来。

1、现在很多公共设施都喜欢外表流光异彩，并不注重实际的使用效果，地面到处用光亮的大理石就是一例。别说下雨有水会滑，也不说女孩子的小高跟会打滑，就算大老爷们穿个底磨光的皮鞋照样会溜冰。各大商厦也这样，以前的地铁站台走道也这样。相对1号线延伸几个站台好一些，用了很多毛糙的花岗石，走起来抓地力比较强，就算底盘高的高速过转也很平稳不会侧滑。 2、1号线北延伸3、4月份出的碰撞事故据说损失了2节车厢，估计2千万打了水漂。那次事故据说是西门子信号的问题。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政府会出面低调处理，看来其中必有文章。 3、关于站台安全装置目前主要是屏蔽门和安全门。 安全门与屏蔽门有几分相似，是地地道道有中国特色的产品，1米多高，也就类似马路施工用的**的那种护栏板，安装在月台上，地铁来时可以降入月台下面，平时栏在月台边缘，隔离月台和隧道，这玩意儿别的没什么，就是便宜，据说也 就2-3万1米，可以防止乘客被意外推入或失足跌入隧道，但并无法防止有人存心翻越跳入。而且对站台的环控（空调节能）、减少噪音、降低灰尘等并没有什么贡献。现在上海也准备上，据说6号线会试点。 屏蔽门，广州地铁装了，是Westinhouse的，Otis旗下的。暴贵！上海的1号线北延伸的马戏城站已安装了一套，是上海一家公司与法国法维莱以及深圳方大三方合作的，打的是法维莱品牌，实际真正法国的技术也就是门机和控制电脑，门板门框构件玻璃面板全部都是国内制造的，上海人负责安装和保修维护，法国人吃肉，深圳人喝汤，上海人只能舔盘子还时时得提防别把盆子给砸碎，真可怜。价格同样暴贵，这次中国人好歹也赚了点，这么一大堆东西价值也只有总价的20％左右，那个法国的门机控制系统却要占了超过70％，暴利！那屏蔽门一个单元也就3米左右，价格却要12万人民币，大小和价值与一部高配置的桑塔纳3000相当，也就是说一个站台近百米长，屏蔽门的投资相当于两面各停1遛新的桑塔纳3000。这次马戏城站装了80个单元的屏蔽门总价千万人民币，厉害吧？ 衡山路的那个屏蔽门纯粹是国内自己照样子搭的，样子有几分象，可粗糙无比，而且控制方面是在差得太远，那是几个国内专家不买老外的帐搞的，做了半吊子又半途而废，唉，又交了学费。其实如果真要交到了那么多钱，我们中国的屏蔽门也就研究出来了。可能现在的人比较急躁，喜大好功的缘故吧。别看屏蔽门不大，可技术含量倒也不少，至少要承受200牛的人群挤压的力，框架用的是30号的H型钢，看起来轻巧实际整个站台却要用去数百吨的钢材，因此安全上还是有保障的。 现在4号线全线14站台都要安装屏蔽门，总价1亿多，也是法维莱的，还是法维莱深圳方大和上海三方做，这次可能国产化的东西可以多一点，也改变不了喝汤和舔盘子的命运，无非汤浓一点，盘子上剩得多一点。 上海这个屏蔽门还真有些暗毛病，就是门开启的时候，屏蔽门与地铁车厢之间有30多公分的空隙，小孩或小个子的成人可以被夹入，而不被安全系统所识别，可以想象当列车启动时被夹在里面的人会怎样，象不象搓面条？

你说的那个30工分以上间隙的问题，我5年前就提过了，当时看到设计详图我就觉得有问题，不过提也提了，也没见什么反应，现在的图纸我还没看到过，如果是法维兰 的，估计应该会注意的，毕竟人家做过很多，有经验的阿！ 其实我觉得屏蔽门复杂就复杂在控制系统上，门机算什么？说白了就是商场里的自动门，这个东西我咨询过几家日本厂家的，虽然不太懂，不过听了个大概，就这个意思，其他的像什么门扇拉构造联结件什么的都是一钱不值的普通机械，不过人家一做系统整合就不得了了，弄得很神秘的样子，漫天要价 我看到的是国内自己画的详图，所以说“如果是法维兰的设计，就应当会注意的”，我还真没看到过法维兰的图纸呢。 --------------------- 很遗憾，这还正是法维莱的原版图纸，估计是欧洲人马子比较大钻不进吧？ 在设计上其实也不必太迷信国外公司，他德国的法维莱和法国的法维莱我都有接触，总的印象并不完全是人文、严谨，毛病漏洞也不少。

再说这个法维莱在在欧洲也不是什么先进的公司，在世界范围那就其效益来说也就数造列车空调的上海法维莱最好。 不过对于屏蔽门的控制方面，法维莱的确花了很多心思，严密，不计成本，每个单独的门体单元都有一套PLC，单元与单元都用串口连接通讯，最后连到总控电脑系统，结果一个站台80套门，就是80套PLC电脑的网络，和网吧差不多了。 我也觉得屏蔽门没有理由开这么高的价格，前面有一篇文章专门讲屏蔽门招投标的，事实上根据招投标结果是有可能免费安装的。 －－－－－－－－－－－－－－ 安装的要求是很高的，而且每个站台都不一样，都需要单独测量，单独设计，每个结构件单件制造，这也是成本高，安装周期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估计也很难进行免费安装。因为这三家公司法国人管技术设计，深圳人管玻璃门体，上海人管安装，如果安装免费了，上海人吃什么啊？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那个屏蔽门造价这么高？ 不就是个自动门吗？ （我外行，随便问问） ------------------------ 屏蔽门是自动门，但太高级了。打个比方，一个是有线电话，一个是移动电话。屏蔽门安装要求非常高，对刚性和强度的都有要求。一方面以前没有经验，另一方面现在的地铁隧道结构设计存在局限，很多屏蔽门的结构都需要重新测量，重新设计，重新构建，所以成本很高。如果今后地铁的设计能从土建就开始话应该可以便宜很多。你所看见的只是屏蔽门最直观的一部分门体，很多结构和控制你并不能看到，你所能看到的每米也就万把块，大头你都看不到。

还有法维莱我去过了，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便宜的零件组装的空调为什么要40万一台 还听说一节车厢要120万US$ ,为什么呀，难道暴利是可以接受的吗？！ ＝＝＝＝＝＝＝＝＝＝＝＝＝＝＝＝＝＝＝ 这就是品牌, 这个空调打法维莱品牌以前也就20万左右，因为垄断没有竞争对手所以价格也就往全进口产品上去靠了。老实说产品到真是不错，用的这些零件也不是你所说的便宜零件，那壳体是全不锈钢的数控加工，手工焊接而成，与罗斯莱斯有一比，然后外面还要化学腐蚀再喷，换热器都是用加厚的紫铜亲水铝箔为原料，用45％银焊条焊接加工而成，最新的全铜换热器不是用铝箔而是用紫铜箔制成，据说有杀灭空气中的病毒的特殊功效，再说现在原材料价格上涨厉害，售价当然也要水涨船高。还有，要看这空调卖谁了，卖给青岛南京国产车用价格好说，卖给庞巴迪就对不起，上浮个几十点。另外，列车空调是铁道部管的，有一个独立的封闭体系，不是随便哪家都能打进去的，所以说有垄断性。国内能列车空调的也只有法维莱，广州，石家庄三家，另外两家规模和品牌都差很多。目前上海地铁西门子车厢上和莘闵线阿尔斯通车厢上的空调也都是由上海法维莱制造的

很多朋友多提到地铁车厢为什么那么贵, 不就是把个火车车厢改小点吗？我也说不好为什么这么贵，一节西门子的车厢要1千多万人民币呢！如果说我们唐山生产的车厢只要50万人民币的话，一节西门子的车厢可以装备20列唐山的车辆，足足有3列多6节车的地铁了。我也坐国北京的地铁，也没觉得比上海的要好20倍！ 我反正也说不好，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所知道的西门子车厢。国产的车新的时候还行，可跑不了几天就到处山响，坐在上面颠沛流离，左摇右晃，嘈杂不去说，还脂肪运动，整个就像随时会散架一样。而这个西门子车就不一样了，跑了5年还是那么平稳，安静，前端时间国内自己大修了一批最早的西门子车厢，该换该修的一弄，简直和新的一般无二，实在令人惊叹不已，要是国产的车，这么几年下来估计也等不到大修就得直接报废了，不用拆就散了。德国人设计的零部件的确有时候很笨重，可还就需要那瓷实劲儿，一部能当几部用。这次1号线北延伸撞坏的那两部车可真让人心痛啊。 空调系统，不是空调，而是空调系统，老外强调系统是有道理的，不是光安个冷气机吹冷风就行的，它主要由带电加热的冷气机，风道，电加热座椅，座椅下的电加热器，地板电加热等组成。夏天，由于风口布置得很多，吹出的风并不是很大，但强调的是安静，柔和，舒适。站在车厢任何一个位置只感觉凉爽舒适，听不到风的声音，只感觉到有风吹过来但无法判断风从那里吹来。为了追求送风的舒适，当送风温度低于设定值时还会自动启动电加热系统，达到温度恒定的效果，这种境界是我们国内设计师想象不出来的。国内的设计比较直接，搞几个风口用高风速低送风温度大噪音对着脑袋就狠命吹，如果刚从太阳底下进来可能感觉还比较痛快，可呆久了难免会头疼肩酸背抽筋。不过国人还是刚从温饱走来，对舒适度的要求还是比较粗犷的，洋人的设计并不是很对中国人的胃口，在1号线刚运行的时候就友很多乘客反映空调不够冷，所以在以后车厢的设计上就根据中国的国情特别加强空调的配置。当然这除了设计理念的问题外，还和上海的气候以及上海地铁高峰时候乘客人太多有关，高峰时候人多得连水都泼不进更别说凤吹不到了。 德国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天冷，夏季凉爽宜人，所以在德国很少有家庭安装家用空调，因为夏季最高温度也只有30度多一点，而且还都是在午后那段时间，早晚很凉爽，不用说空调，连电扇用得也不是很多。他们也许很难想象上海从天亮就30度，中午太阳下面50度的副热带高气压带来的持续高温，所以德国人在空调设计上还是趋于保守，无论是汽车还是火车。

我说论述的空调的新风量，以及送风量，并未谈及空调冷量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站台地下通道、展厅层、站台能感觉到的那种只有在海边才能感受的大风（不一定是凉风），恐怕安装屏蔽门以后就再也感觉不到了。关于冷量，安装屏蔽门肯定可以大幅度减少空调的设计冷量，据测算安装屏蔽门以后设计的冷量仅为没有屏蔽门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包括先期的设备投资以及空调运行的费用都可以大大地降低。所以原来没装屏蔽门的站台安装屏蔽门以后，原来的空调设备至少有一般可以作为备用机，电费也可以减少，但不知道这减少的成本会不会让利给乘客，说不定运营公司仅会告诉我们“会以更优质的服务来回馈广大乘客”。关于地铁里面设置公共厕所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探讨一下。 如果我不是设计人员，我猜想也许我也会支持在地铁里设置公共厕所的--毕竟方便么，但是我是专业的设计人员，我知道在上海这种地质条件下，地下工程的代价有多高，多安置一套厕所的代价有多高，地下造个厕所的费用，地面可以造3个豪华公厕了。所以以前设计时，那么多的专家讨论来讨论去最终决定不考虑公厕，现在老百姓呼声很高，所以我们现在的设计是考虑增加公厕的，但是也尽可能的避免增加造价，情愿牺牲一些其他功能。

本身在辛庄往上海火车站方向，早晨7~9.30已经饱和，每天象包粽子一样，近些天好象又有很多楼盘开，辛庄到漕宝路站明显无法容纳了，原来莲花路到上海体育馆站需要10分钟，近几天因人太多无法关门，要用至少20分钟，地铁承载已经超饱和了。设计能力是2分钟一班，最大可以上8节车，那样的话好很多，关键看他们有多少钱买车了，没钱总归没办法吧？

自从这个星期一南站地下站台开通以后，1号就挤的要死人了！！ 我在莲花路上车，都还有个比较宽松的位子站，结果这周一吓我了一跳，站台上全是人，由其是漕宝路站，人更多。今天是周三，结果先是空跑了一辆车去前面“救火”，然后第二辆车，也就被塞的满满的了。唉，再这样下去怎么办啊，莲花路站后面又有新楼盘要交房子，再过些天再加上几千号人抢地铁，这可叫人怎么活啊！！！！

乱哄哄的也没好好整理，各位看官就凑合着看吧。 转的！！！嘿嘿

云南玉溪最有名的人是谁

历史

湖南省攸县第三中学是株洲市首批规范化完全中学。坐落于酒埠江风景旅游区内秀丽的酒仙湖畔。1956年始创，至今已历50个春秋。

一、前身（1956年-1958年）

攸县解放后，农民送子弟入学读书的积极性大大高涨。1955年攸县出现了汹涌而来的读书热——“初中潮”，而原有的攸县一中、二中两所初级中学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攸县县委于1956年7月提出用“头上戴帽子，脚上穿靴子”的办法（即完小附设初中班、小学附设幼儿班）缓解矛盾，决定在官田完小附设两个初中班，称为官田附中。这就是攸县三中的前身。

1956年秋，县教育科调龙升之同志任校长，官田附中在官田完小招收了一百一十名初中生，编为初一、初二两个班，每班55人。　1957年2月谢雪纯同志任教导主任，组建了官田附中的领导班子。也就在这时,新的矛盾暴露了,一是校舍紧挨着官田铁厂,铁厂轰鸣的马达声严重干扰教学工作;二是校区狭小,无法扩建新校舍。于是,县政府批准县教育科的意见,同意在官田陈家湾台上茶树坡兴建官田附中。县教育科委派洪峰如同志负责新校舍的建造工作。经过近三年的施工,建成砖木结构的一栋两层10间的教学楼,一栋12间平房的教职工宿舍,一栋大小三间的厨房,一栋两间的男女厕所,一栋木架杉皮盖的学生和教职工食堂。1957年下期,官田附中的师生就在这个新的校舍学习工作了。同时又招收了两个班的学生110人,编为初三、初四班。教职员工增加到12人。这时的官田附中实际上已和官田完小分开,成为了一所独立的初级中学。两百多名师生在简陋的条件下,勤奋工作,努力学习,开始谱写学校的新篇章。

1958年秋，学校又招收了三个班新生，编为初五、初六、初七三个班。这三个班学生进校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一张课桌、没有一条凳子，怎么办？学校组织老师一方面向学生大讲延安精神和抗大作风，教育学生克服困难，另一方面积极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援来解决困难。结果从海背冲和官田大屋等地借来了农家厅屋中门门页18块和许多锯开了的木料,用红砖架起来当课桌和凳子,学生们高高兴兴地在这样的教室里听课、做作业。寝室没有一张床,学生在楼板上开统铺。没有操场,陈湘老师带领学生自己动手搞个简易操场上体育课。当时，这所拥有七个班学生的新办中学，教职员工只有18人。他们凭着一颗忠诚于教育事业的红心，克服种种困难，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为培养祖国的后代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谁也没有考虑过“待遇”问题。

　 同年十一月，攸县县委会正式下文将官田附中命名为攸县第三中学，同时任命易尧彩同志为副校长,结束了官田附中的奋斗历程。

二、初创（1958年-1966年）

攸县第三中学诞生了,但面临的新问题是酒埠江水库正在紧张施工,学校正处于水库的中心，必须搬迁,搬到哪里去？县领导和三中的领导一道经过多处勘查，最后选定酒埠江镇东塘村坪里组的松树岭为新校址。当时国家财政状况刚刚好转，投资不能满足需要，而酒埠江水库施工进度很快，学校不仅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搬迁任务，而且要在一块荒芜的山岗上建设新校区。这个艰巨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三中师生的肩头上。

当时师生要完成的任务是拆迁2641 m2大小五栋26间的原官田附中的旧校舍，平整5000 m2杂草密布、荆棘丛生的新校舍地基，运回基建所需的砂子、卵石、石灰、木料，以保证1959年下期九个班的学生能在新校舍开学上课，任务极其艰巨。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成立了党小组（当时只有易尧彩、邓文阁、刘掌珠等三位党员）,并成立了建校委员会，提出了“党员齐上阵，领导打先锋，师生齐努力，建设新三中”的口号，抽调总务主任董宪才，数学教师谢雪纯住东塘工地，组织和指导建校工作。从1959年开春后，开始了紧张的建校工作。就在这个暑假,全体教师和三、四班的学生全部留校参加基建劳动。1959年下期开学以后,学生按日轮班参加劳动,有时晚餐后或晚自习后还要从官田挑一担砖瓦或背一根木料到东塘。一至七班的学生为建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一、二班学生热爱母校的精神更是令人难忘:他们在参加高中升学考试,接到了录取通知或将要回乡参加生产的情况下,仍然留校参加一个月基建劳动,然后才离开母校。据1959年11月的一份统计材料记载：师生共做劳动日9165个，运回大量红砖、瓦、煤、石灰、砂子、杉木条、木料、杉皮、椽皮等。到1959年下期开学前，在东塘新校区建成了大小十一栋47间新校舍。期间，一班班主任、语文老师谢光华在1959年拆毁官田附中校舍时不幸跌伤，后因旧伤复发，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为建设三中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

1959年9月，学校在东塘新校址正式挂牌开学。九个班共474名学生和24个教职员工在这所崭新的学校里开始了新的奋斗历程。开学时，教学楼只完成了一层，教师宿舍等基建工程尚未动工。二十几个教师，只好挤在新建的浴室里住宿办公，有两位老师在板梯间搭个铺住宿办公，借用坪里组一栋旧祠堂用于学生住宿，在上层仍在施工的教学楼（两层砖木结构）下层上课。开学了，人也多了，建校速度也加快了，师生利用劳动课，课余时间，有时开夜工，修通了道路，开出了操场。自己作土砖，1960年建成了一栋土砖平房学生宿舍计30间。这样，在东塘的松树岭上出现了教学楼三栋（18间），教师宿舍两栋（28间），厨房、浴室、厕所各一栋，总建筑面积为1262㎡的建筑群，这就是攸县三中的最初规模。

1958年至1959年，大炼钢铁，大搞建校劳动，占用了不少教学时间，反“右倾”运动又搞得教师人心惶惶，加上“左倾”思潮的影响，搞什么“双高课”（高速度、高质量），尽管学校采取早晚上课、星期日补课等办法，试图完成好教学大纲规定的任务，取得较理想的成绩，然而在1959年毕业统考时，成绩还是在全县倒数第一。针对师生中的自卑情绪，学校提出了“打消自卑感，树立自信心，师生齐努力，坚决夺先进”的行动口号，着力抓课堂教学，要求教师精讲多练，不吃“夹生饭”。与此同时，加强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学校采取了“两建立、两开展”的措施。“两建立”是建立以学生会干部、班主任、团支书、班长为主干的政治工作队伍，培养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建立课堂、就寝、就餐等各项规章制度，使学生行动规范化。“两开展”是开展学英雄争先进活动；开展评比竞赛活动。体育活动卓有成效。在陈湘老师指导下，1959年10月，学校以易德华、谢晚成、陈银春（女）等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参加湘潭地区第一届运动会，易德华同学取得了百米跑第三名的好成绩。

正当学校要把工作重心转到教学上来的时候，又碰到了1960年的“苦日子”。为战胜“苦日子”，保证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学校领导不得不花很大的力气抓生活，一是将1959年秋学生采回茶球榨的茶油，除用150斤与电站换电线外，其余全部用于师生伙食；二是大种蔬菜。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采取以班为单位实行“三包”（包栽、包活、包收）的办法。结果，蔬菜大丰收，师生生活较好，为渡过“苦日子”，搞好教学奠定了物质基础。

由于领导得法，师生齐心协力，1960年初中毕业统考时，成绩有所上升，名列全县第三。

1961年3月间，县委提出改学制，要求把1960年春季招收的学生及超龄生下放农村，以缓解农村劳动力紧张的矛盾。当时下放111人，加上流动的学生，1961年上期只有368人。

1961年上期，学校成立党支部，夏文斗同志任书记，易尧彩同志任校长，李干成同志任副校长。学校因势利导，提出了“政治挂帅思想红，教学为主劲不松，师生奋发齐向上，誓把红旗插三中”的口号，开展称为“个十百千万”的竞赛活动，显见成效。1961年初中毕业统考成绩为全县第一。

夏文斗同志和生物教师姜世湖带领师生大搞校园绿化。现在校园里一排排腊树、苦楝、侧柏、楠竹，大多数是1961年-1963年间栽培的，他们为美化校园作出了贡献。

1963年3月，《全日制中学暂行条例》（草案）（即“五十一条”）公布。5月，教育部发布《中学生守则》（草案）。学校在贯彻《条例》和《守则》时，特别强调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合格人才。

师生渴望安定地工作和学习，以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把三中办得更好。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1964年又来了一场“社教前哨战”，抓什么“攸县的龙普腾”，学校的教学秩序又一次受到严重冲击。

三、文革（1966年-1976年）

1966年6月中旬，攸县县委派“文化革命工作组”进驻三中，宣布“停课闹革命”。不久，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主持学校工作。

“工作组”进校后，根据上级“上连黑主子，下对黑靶子”的指示，把矛头指向广大无辜的教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语文教师褚世宜成为这场斗争的牺牲品。

学校派性斗争十分激烈，陷入无政府状态。

1968年3月，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学生开始回校，工宣队进驻学校。历时两年的派性斗争基本结束，动荡不安的局面才逐渐平静下来。

1969年3月，县政府决定攸县三中开办高中班，刘福启同志调三中工作。这时钢厂工宣队进驻学校协助工作。这一年，招收了首批高中生40人，编为高一班。从此学校由一所农村初级中学变成了完全中学。9月，组成了以刘福启同志为主任的革命委员会。

刘福启同志面对“文革”给学校造成的灾难，提出“学生不以学为主是不务正业”，“学校的中心任务是教学”。他大胆启用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老师，狠抓了教学秩序和学风的建设。于是，学校出现了秩序井然、教学认真、学习努力的可喜局面。1971年，学校向湖南师范学院（现师大）美术系选送了陈德浩同学，外语系选送了李淑媛同学。他们成为攸县三中首批上大学的学生。同年10月，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章伯森同志来校视察，对学校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随着学生年龄结构的变化，学生人数的增加，团组织规模的扩大，1971年10月，学校成立了共青团攸县三中委员会，王全福同志任首届团委书记。

在抓好“以学为主”的同时，学校注意“兼学别样”。建立了学农基地和学工基地。办起了镙丝镙帽加工厂。学校也注意特长生的培养，组建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支宣传队还利用春节期间到革命苏区和厂矿慰问演出,深受欢迎。与此同时，学校的体育运动也开展得卓有成效，学校男女篮球队连续在1972年和1973年荣获攸县中学生篮球赛的冠军。

1973年下期，吴源俭同志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他继承了前任校长的办学思想，重用有才干的老师。由于师资力量强，县里要三中举办了两期英语教师培训班，为全县乡镇中学培训师资。

1974年，学校领导在抓好教学的同时，为改善办学条件办了三件实事：一是打水井建水塔，解决用水困难；二是在沙里坪农场建筑了一幢四栋三间的红砖平房，供师生到农场劳动时食宿用；三是创办了印刷厂，为学校后来的勤工俭学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75年在左倾思潮影响下,上级决定县里办大学,攸县三中停办,改办为攸县五七大学卫生分校。

四、复办（1977年-1983年）

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宣告了“文革”的结束，学校走上了拨乱反正，医治创伤的轨道。

1977年7月，县委、县政府决定复办攸县三中。县教育局即派刘正连同志任三中副校长，主持复办工作。刘同生同志任教导主任。

县教育局交待的复办任务是准备七个班约380名学生的课桌、凳，23名教职工的办公用品以及400余名师生的生活必需品，保证9月1日按时开学。当时遇到很多困难。一是教舍破烂不堪，老宿舍是土砖砌的平房，几年无人居住，里面全是泥沙。有的墙已倒塌，有的成了社员的牛栏，到处是猪牛屎。二是没有生源。九月份开学招不到学生，当时与酒埠江学区协商，把原在三中读书的电站、钢厂子弟招回三中，这就是高二十三、二十四班。另外按上级指示招了一个复习班，这个班的学生大都是原在三中毕业的。三是师资不够，向电站、钢厂子校借用了一部分老师。9月7日,县教育局领导、酒埠江地区各单位负责人聚集三中举行了复办开学典礼。开学以后，学校领导着重抓了三件大事:一是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提高师生员工的路线觉悟，增强师生的辨别是非能力；二是逐步建立各项规章制度，使学校秩序正常化；三是落实教学常规，制订学生升留级标准，抓教学质量的提高。同时，组织师生利用劳动课和课余时间整理校容，改善办学条件。1978年高考，高等院校录取三十多人。他们成为三中复办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学校出现了生机，用老百姓的话说“像个学校样了”。

1978年9月，刘发富同志任校长，汤章庆任教导主任。学校实施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育计划》（试行草案）。恢复了少先队和学生会等组织。

1979年2月，恢复了工会组织，涂士勇同志出任工会主席。

7月，高中25至28班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19人被高等学校录取。

是年，学校开始实施教育部制订的《中学生守则》（试行草案），加强对学生行为的规范管理，校纪校风大为好转。

良好的校风带来令人满意的成果，在1980年高考时，有14人被高等院校录取。

1980年9月，刘发富同志调任攸县二中校长，文有然同志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陈芬良同志任副书记、副校长。

新一届领导在一年的任期内，着力于学校管理的制度化，制订了《岗位责任制暂行条例》和《教师考核办法》，要求“各负其责，各尽其能，把三中办好”。同时从1981年3月份起，学校全面开展“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月活动。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师生的精神文明程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良好的教育带来丰硕的成果，在1981年高考中，一批学子又被高校录取，其中高军等人考入第一军医大学等名牌院校。

1981年9月，文有然同志调任攸县师范校长，陈慰来同志接任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陈芬良同志任副校长兼副书记，刘联瑞同志任副校长，尹特贻同志任教导主任，一学期后，尹特贻退休，洪能愚同志任教导主任，易定寰同志任总务主任。

1982年下期，高、初中皆由两年制改为三年制。

学校努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发展。因此在1982年的高考中有44名学生上了高校的录取分数线，是复办后五年中的最好成绩。同年，应届高中毕业生朱宏彪、王祖荣被招收为飞行员，省招飞办授予学校“招飞先进单位”。学校领导设法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1983年，架设了从钢厂接来的照明专用电线，解决了长期供电不稳定的老大难问题，结束了经常买蜡烛照明的历史。同时，在体育教师陈国生同志的主持下，酒埠江地区各兄弟单位大力支援，修筑了120米直线跑道和200m环形跑道的运动场，为正常开展体育活动，进行体育教学和训练提供了良好的场地。

五、振兴（1983年—2001年）

1983年4月，按照国家机构改革的有关精神，学校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陈慰来同志调任攸县二中任党支部书记。洪能愚同志被任命为攸县三中校长，陈芬良同志为党支部书记，刘联瑞同志任副校长，刘德芳同志任教导主任，高爱荣同志任教导处副主任，易定寰同志任总务处主任。洪能愚同志上任不久，在省城工作的攸县东乡革命老前辈尹辉、彭秀实、贺湘楚就向他提出了要对东乡30万人民负责，要求他把三中办好，为老区人民争气。学校行政一班人肩负着革命前辈的期望和东乡人民的重托，带领师生走上了振兴三中之路，使三中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是千方百计改善办学条件。当时学校仅有三栋两层十八间50年代建筑的砖木结构,板梯、楼板、围栏均已腐烂的教学楼。几十位教师也是挤住在低矮潮湿的砖木结构的平房里。图书仪器无处可放。水电供应不足，困扰师生的生活。本着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的原则，于1983年9月至年上半年兴建了917.64m2的第一栋教工宿舍楼，年至1985年又兴建了923.47m2的食堂和厨房以及151m2的男女生浴室。1985年下半年还建成了一栋单职工宿舍计225.67m2，同时安装了学校第一台锅炉，为师生的生活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还请416地质队打了一口百多米深的机井，解决了长期供水不足的困难。为解决生活用车问题，学校又购置了第一辆汽车，为采购生活物资提供了方便。1986年兴建了856m2的女生宿舍。1987年拆掉第二栋老教学楼兴建了1903.67m2的第一栋五层17间标准教室的教学大楼。1988年又建了980m2的第二栋教工宿舍16套，同时修建了全校的围墙近1000米，建起了校门。1990年兴建了1393m2的男生宿舍，同年底至1991年9月，在附近厂矿和东乡片各乡镇集资资助下又兴建了1300m2高达6层的科教大楼和两层的培训楼，与此同时修筑了中心花坛和中心水泥大道。1991年至1992年上半年又兴建了1200m2的第二栋教学大楼。在这近十年中，校园内的建筑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校园面貌焕然一新。

如1987年获县“教育工作二等奖”，1991年成为“株洲市先进学校”，1992年初评为县“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并被评为省教育工会“先进集体”，还被县委县政府评为“教育工作综合评估一等奖”。

1992年下期，洪能愚同志调攸县教育局任副局长。高爱云同志任校长，刘德芳同志任副校长。1993年2月李子善同志任党支部书记，刘曼文同志任政教处主任。江门顺同志任教务处主任，（1993年下期起任副校长），1994年下期起艾三平同志任教务处主任。9月，学校管理工作评估，获县一等奖，获奖金730元。

学校实行满负荷工作制，从9月份起，开始对教师实行课时补贴。

为了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1992年—1995年扩大了印刷厂和养猪场的规模，第二栋教学大楼（教学南楼）建成，交付使用。1994年，建立了语音室，1995年兴建了大米厂，并开始兴建第三栋教工宿舍楼。购进了学校第一台电脑，同时扩建了250M的环形跑道。

1996年下期，县委进行机构改革，年近花甲的高爱云、刘德芳同志退居二线。江门顺同志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艾三平、吴飞星同志任副校长，曾望民同志任办公室主任，颜继瑞同志任政教处主任（1997年下期升任副校长），向子安任教务处主任,江亦成、刘新中同志任教务处副主任（1998年下期分别升任政教处主任和教务处主任），谭二能同志任总务主任，宋增稻同志为工会主席，龙志华同志任团委书记。

　 学校领导还狠抓了教育理论的学习与研究。经常请省市县各级教育专家学者来校讲学，如1999年请湘潭大学美籍客座教授马丁·柏恩来校为师生讲学，美籍教授向学校赠送了价值2000美元的“科技发明百科全书”一套24本。为汲取外地教育教学先进经验以充实提高自己，几年来还走出校门，先后到湖北、山东和省内、市内著名学校参观学习。通过学习与交流，教学研究之风日渐浓厚，教研水平不断提高，近几年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的教育教学论文达260篇。1998年中央教科所李少元主任来校视察后，挥毫题词：“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科教兴校，前程似锦”，对学校的教改教研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注重学校环境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30万元，修筑了校门口的水泥大道。同年还购置五十铃新车一台，以保证生活用车的需要。校内路面硬化已基本完成，建成了两教学楼之间的中心花园，樟树园、生物园也初具规模。还征收了部分土地，扩展校区面积1.3亩。为进一步改善职工居住条件，1998年投资38万元改造了老18套教师宿舍，使每套都有实用的厨房和卫生间，同时内外装饰一新。1999年又投资50万改造学生食堂，购置了新锅炉，使1000余名师生的生活及用水条件又有了新的改善。

1998年5月4日举行了“株洲市规范化完全中学”的授牌仪式。

六、快速发展（2001年—2006年）

2001年下期，江门顺同志调任攸县一中校长，杜幼华同志任校长，艾三平任书记，吴飞星任副校长兼工会主席，刘新忠任副校长，曾旺民任办公室主任，龙志雄任教务处主任，王小林任政教处主任，李建春任教科室副主任，洪新建任总务处主任，洪新学同志任团委书记，一年后，董娇平同志接任。

2004年8月，上级对学校领导班子进行了微调。艾三平、吴飞新、洪新建三位同志先后调出。周祖文任书记、谭军任副校长，李建春任副校长兼工会主席，刘秋桂任办公室主任，王小林任教务主任，龙志雄任政教主任，曾旺民任教科室主任，余方其任总务主任，2005年8月李雄飞任教务处副主任。

2000年4月，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四大家领导现场办公，给学校提出新的奋斗目标：奋战五年，向省重点中学迈进。　2001年学校成立了创建领导小组，校长杜幼华任组长，总揽创建工作大局，制定了《攸县三中中近期发展规划》。2005年8月，县政府签发文件，正式向株洲市政府申请将三中创办成省级示范性中学。9月，株洲市政府向省教育厅申报。10月，省教育厅行文，正式同意该校申办省示范高中。2006年3月，在攸县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已正式把三中创办省示范高中写入攸县“十一五”发展规划。新领导班子提出了“优化管理、主动发展、众志成城、再造辉煌”的口号，号召全校师生以50周年校庆为契机，为在2007年成功创办省示范高中而努力。

学校先后承担了两个省级“十五”规划课题：“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优化课堂教学,促进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提高”的电教课题和“开发语文课外资源，提高农村中学生创新能力的研究和实践”的语文课题。围绕两个课题，全体教师认真学习教育理论投身于教学科研工作，积极参加各级各类竞赛并获奖，其中获省级以上8人，获市级奖18人，县级奖23人。教师论文获省级以上奖14人次，获市级奖28人次，获县级奖162人次。教师教育科研的总体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特色办学成效显著。2000年3月份，学校根据“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走创新之路，建规范强校”的工作思路，依据酒埠江依山傍水的地理优势，创建了以皮划艇运动为特色的水上训练队。2001年8月份，参加湖南省青少年皮划艇大赛获得县级团体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2001年10月份代表攸县参加株洲市九运会，取得了四块金牌。攸县县委、县政府授予学校“参赛市九运突出贡献奖”。2003年8月份，代表株洲市参加“省九运会”，又取得了一金一银一铜的好成绩，被市政府授予“参赛省九运贡献奖”。同时，为省体工队输送了一批队员，引起省、市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2004年8月份，水上健儿在湖南省皮划艇大赛上又创佳绩，取得11金8银2铜的优异成绩，名列全省第三。2005年在全省比赛中,又夺12金、16银、8铜,奖牌数和团体总分位居全省第二。9月在市十运会上又取得金牌53枚。水上训练队现有队员58人，正奋战“省十运”，力争夺金27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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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历史名人：

音乐家：聂耳

曲焕章：（1880～1938）字星阶。“云南白药”创始人。出生在江川县后卫乡赵官村。后迁居通海、昆明居住。7岁丧父，9岁丧母，与12岁的三姐相依为命。1892年，到姐夫袁槐家学伤科。1896年，与周官村李惠结婚，成家立业，自己配制白丹和其他伤科药方，开始就医。1898年，就医病人日益增加，曲自采药材，与妻加工配制白药和其他伤科用药。1914年，经反复试制和实践，终于集大成始创“白药”。成为江川、玉溪、华宁等地有名的伤科医生。1916年，经云南省政府警察厅卫生所检验合作，白药列为优等，允许公开出售。1917年，到通海行医。1922年，迁居昆明南翔街开设伤科诊所。1923年，任东陆医院滇医部主任。唐继尧赠“药冠南滇”匾额。1930年至1931年，曲请清末举人周松年代笔，编著了《曲焕章草木篇》一书。1931年，在昆明金碧路扩建“曲焕章大药房”。

褚时健：红塔集团的曾经的董事长，，

李恢：三国时蜀汉政权中重要的政治军事人物

俞元人，即今日澄江地方的人

南中平定，李恢的军功卓著，跟关羽和张飞的爵级一样，被封为汉兴亭侯。

其子李蔚与关羽女儿关银屏结为夫妇

雷跃龙：明末宰相，玉溪（新兴州）高仓人

时年方十七，雷跃龙考中进士后，进入翰林院，正值魏忠贤乱权时期，他洁身自爱，不与阉党为伍，因而直到“受知于崇祯”，才“历官至尚书而归”。

朱由榔逃入缅甸后，过起了寄人篱下的逃亡生活，雷跃龙始终陪在他的左右。

郑易里：(1906.10—2002.4)原名郑雨笙，曾用名郑重良。玉溪市红塔区上郑井人。郑易里，这是一个与20世纪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名字。他是我国著名的编译家和文字学家，第一个组织翻译出版《资本论》和主编《英华大词典》的人，同时也是“电脑汉字拆根编码”研究的创始人、《字根通用码》(即郑码)的发明人，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文献信息中心教授。

1991年6月，被称作"郑码"的"字根编码输入法"通过国家权威部门鉴定，确认这是中国第一个做到符合文字规范的形码系统。"是一种易学与快速输入得到统一的方案。""在国内外同类方案中具有领先水平。"

郑易里教授一生奋斗所架起的三座大桥，在我国和世界科技文化史上是独具影响力的。